清初“四王”艺术之源 明清“黄公望热”
2董其昌倡导“字可生画不可熟”
晚明,将“黄公望热”推上顶点的是有着京官与书画家双重身份的董其昌(万历十七年,董其昌中进士,并入翰林院,后还担任过南京礼部尚书,不过因为当时朝政不稳,董其昌多次出仕又多次辞官)。这也与明晚期的社会思潮有关。
当代著名学者朱良志先生说,“明代中后期禅宗思想流行,崇尚狂禅的风气在士大夫阶层蔓延开来,儒家温柔敦厚的哲学受到极大的冲击。这股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就是以怀疑传统和拷问经典、 宣泄个性为其根本特点的。”
在这股文化激进主义狂潮之下,“尚奇”之风笼罩晚明。著名戏剧家、《牡丹亭》的作者汤显祖说:“文章之妙,不在步趋形似之间。自然灵气,恍惚而来,不思而至,怪怪奇奇,莫可名状。”
据当代艺术史研究者白谦慎分析,汤显祖的话透露了三层意思: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应亦步亦趋形似他人的作品(即使古代大师的作品亦然);第二,这些作品是“不思而至”的自然表现;第三,自然表现的结果“怪怪奇奇”,不可预测。汤显祖认为,好的作家首先要是一个“奇士”。与之相呼应,当时的名士李贽提出了“童心说”,袁宏道也认为“新奇”才是无比重要的东西,书法家王铎、戏曲家李渔,也呼应了士人群体对“奇”的文化追寻。
白谦慎认为,“奇”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和议论的中心,这就造成了一种社会语境,处于这种语境中的人们,好奇也猎奇,惊世骇俗的标新立异之举受到鼓励和激扬。
此时的“文坛祭酒”董其昌(字玄宰)对于“奇”的美学表达,用了另一个字:“生”。董其昌说,“画与字各有门庭,字可生,画不可熟,字须熟后生,画须熟外熟。”
在明代中期,画坛存在着沈周、文徵明为首的“苏派”画风与曾经占据金陵画坛主流的戴进、吴伟为代表的“浙派”画风的竞争,最后以“苏派”的获胜而把艺术中心转移至苏州。
董其昌以儒、诗、书、画皆佳的宗师身份,长期主动与元代大家赵孟頫的书画进行“竞争”。他用“生”作为武器,认为自己在书法艺术方面与赵孟頫各有千秋,甚至认为自己更有成就,原因就是赵孟頫“熟”,而自己“生”。他说,“赵书因熟得俗态,吾书因生得秀色。”
在他的眼里,熟和生,代表了不同的美学境界,熟则俗,生则雅,趣味横生。“生”的美学诱惑,也为后来“碑学”名家们所追求,为了求得“生”的意趣,他们不惜背离帖学已臻善境的美学标准,引入民间书法丑拙生涩的笔法,使书法“生”的支离感成为美学导向。
董其昌的另一个创新,是“创造性的临”,他所指称的“临”是指在模仿的协和中创新,形成一种“离”的美感。他强调对经典的学习,要时刻保持某种“疏离”状态,最终“形成自己”。
3董其昌将黄公望看作“寄乐于画”开创者
董其昌在艺术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,是他根据自己的美学标准,创造了“南北宗”的概念,在这个画学谱系里,“北宗”都是在画作里花费苦力气的,类似于画工。“刻画细谨,为造物役者”,不但寿命不长(“乃能损寿”),而且画作也呆板拙硬(“盖无生机也”),缺乏艺术情趣。
而“南宗”的画家们,才是抒发性灵的。他们把自己的情志寄托在绘画里,于此获得巨大的快乐(“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也”)。
董其昌以五代时期的董源(董元)为中心构建了“南宗”,董源(曾任北苑副使,史称“董北苑”)与他同姓,推崇董源,符合宋以后士人援引前代知名人士为同宗的文化传统,董其昌常常将董源亲切地称为“吾家董源”或“吾家北苑”。
但在具体的“南宗”谱系建构中,他把黄公望当成了实现“南宗”美学承上启下的人,他说,“寄乐于画,自黄公望始开此门庭耳。”针对寄乐于画,董其昌还给出了“乐”与生命长度存在着某种神秘吻合的解释,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说:“黄大痴九十而貌如童颜,米友仁八十余神明不衰,无疾而逝,盖画中烟云供养也。”
董其昌对黄公望的喜爱,也有着客观的原因。《容台集》记述说,董其昌十八岁时在“莫中江先生家塾”读书。莫中江,名如忠,是松江书法名家,他的儿子莫是龙,既是书法家又是画家,喜欢黄公望,有关资料说莫是龙“画山水宗黄公望而另得蹊径,磊落郁葱,气韵尤别。颇自矜重不轻示人。深于画理,传有画说一卷。”
董其昌对黄公望的初步接触,或许就肇因于莫氏父子的引导。
董其昌与黄公望精神交接的另一个渠道,是他的画学老师顾正谊。顾正谊的风格也是摹学元代画家,“所作用墨布局力追大雅,其摹黄公望者尤妙。”董其昌评价说:“松江画家中最著名者为顾正谊。”
晚明大收藏家项元汴,工绘画兼擅书法。项元汴的山水学的是黄公望、倪瓒。董其昌在《墨林项公墓志铭》中说自己与项元汴长子项德纯相善,常去项家观看藏品,与项元汴相谈甚欢,并被项氏引为同味,相见恨晚。
万历二十四年(1596)春,董其昌访项德纯,观项家天籁阁所藏的历代名家字画,并作《天籁阁观画记》一文以记。这年秋天,他奉旨到长沙,取道泾里,无锡收藏家、好友华中翰帮他购得黄公望的长幅手卷《富春山居图》。在此之前,黄公望的存世画作多为立轴,长幅手卷非常罕见。董其昌认为,“是子久生平最得意笔”,并兴奋地说:“吾师乎!吾师乎!一丘五岳,都具是矣。”
五年之后,董其昌好友张修羽将收藏的黄公望大幅绢画《浮峦暖翠图》,展示给董其昌与好友赵希远观赏。董其昌后来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说:所见黄子久画不下三十帧,要以此幅为第一。
由此可见,董其昌对黄公望的喜爱,几乎到了盲目的程度,所见都要盛赞一番。不过,至于董其昌到底最钟爱黄公望的哪一张画,连传承其衣钵的王鉴也不清楚,王鉴有一张画题款说:“董文敏论子久画,设色者以《秋山图》为第一,淡墨者以《陡壑密林图》为杰作。”
4董其昌与黄公望《秋山图》
清代,“四王”各领一时风骚,在某种程度上,他们都是董其昌的传人。
王时敏是晚明重臣王锡爵的孙子,王锡爵万历二十年(1592)入阁为首辅,又拜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。董其昌在家乡归隐27年,王锡爵致仕归居太仓后,董其昌也或病休、或请退,常居华亭家中,与王锡爵多有往来,互相以吟诗作画为乐。
因为董其昌曾为帝师,文名鼎盛,独步画坛,王锡爵就请董其昌教授他的孙子王时敏绘画。首辅的委托,董其昌不敢怠慢,亲自为王时敏画了《课徒稿》,让王时敏摹写。
董其昌和王时敏不只是师徒关系,也是姻亲关系,他的儿子娶了王时敏的女儿为妻。
王鉴是明代大收藏家王世贞的曾孙,王世贞亦曾为文坛祭酒,官至南京刑部尚书,董其昌考中进士后曾得到王世贞的奖掖扶持,因与他的儿子王士骐是同年进士,与王家的关系源远流长。王鉴在画艺上曾得董其昌亲授,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王翚出生于书画世家,一门四代均是有影响的画家。1651年,王鉴到虞山游览,在书法家、收藏家、曾任江西布政使的孙朝让手中看到了王翚画的一幅山水扇面,大为惊奇,渴求一见,惊为天人,便将时年20岁的王翚收入门下,带回太仓。两年后,王鉴要远行北上,就把王翚引荐给王时敏,据说王时敏看了王翚的画以后,感叹道:“气韵位置,何生动天然如古人竟乃尔耶?吾年垂暮何幸得见石谷(王翚字石谷),又恨石谷不为董宗伯(旧制称礼部尚书为大宗伯,董其昌曾任南京礼部尚书,因此时人以号此称之)见也。”王时敏既为自己能够幸逢王翚而感慨,又为董其昌没能见到王翚而抱憾,可见对王翚的推重。
王翚在康熙朝名重一时,康熙三十年(1691),由多位权贵举荐,入京担任鸿篇巨制《康熙南巡图》的首席画师。工程完成后,获皇太子胤礽接见,并赐手书“山水清晖”。乾隆皇帝对王翚喜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,精心地给内府所藏的王翚作品配囊匣、包袱加以保护,并把王翚的画作分藏于紫禁城内乾清宫及两侧重要宫殿,以备随时取看,在他的重要行宫也都藏有王翚画作。
傅申先生说,这一时期(清初)董其昌的书画所占据的地位甚至超过了明代,对清代早中期的画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除了“四王”承其衣钵之外,皇室对董其昌的喜爱,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。康熙皇帝年轻的时候,就临学董其昌书法,康熙皇帝说自己“临摹最多,每谓天姿功力俱优,良不易也。”后专攻董其昌书法,临仿之作几可乱真。年纪渐长之后,康熙皇帝更是广泛收集董其昌的字,据说当时存世的董其昌佳作,几乎全被搜罗一空,尽悉收入内府。
乾隆皇帝也一度十分喜爱董其昌的书画,曾在黄公望《山居图》题诗中称:“华亭妙笔存图右,品评精确书法高。”乾隆前期的书法创作,主要临颜真卿和董其昌,尤以董其昌为多,后来则转向临学赵孟頫。《石渠宝笈》从初编至三编,共收入了董其昌作品300余件。
清代,随着董其昌的影响越来越大,他与黄公望之间的艺术渊源也不断被提及。清代著名画家恽寿平有一篇妙文《记秋山图始末》,专门记写“四王”之中的王时敏和王鉴畅谈董其昌与黄公望画作之间的轶事。恽寿平在文中说:董文敏(董其昌)尝称,生平所见黄一峰(黄公望号一峰)墨妙,在人间者,唯润州修羽张氏所藏《秋山图》为第一,非《浮岚》、《夏山》诸图堪为伯仲。
有趣的是,此篇妙文传入日本,刊发在《东洋画论集成》上,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阅读后,产生了灵感,以恽寿平的文章为蓝本,改写成了小说《秋山图》。在小说中,芥川龙之介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董其昌向烟客翁(王时敏号烟客)介绍《秋山图》的情景:
元宰先生(董其昌)在世的时候,有一年秋天,正同烟客翁谈画,忽然问翁,见过黄一峰的《秋山图》没有。
“不,不但没有见过,连听也几乎没有听说过。”
烟客翁这样回答了,觉得挺不好意思。
“那么,有机会务必看一看吧。那画比《夏山图》、《浮岚图》更出色哩。大概可以算大痴老人生平所作中的极品了。”
在董其昌的帮助下,王时敏终于有幸一睹《秋山图》的真面目。小说中,描写了王时敏认真赏画时的景象:烟客翁抬头一看,不觉发出一声惊叹。画是青绿山水,蜿蜒的溪流,点缀着小桥茅舍……后面,在主峰的中腰,流动着一片悠然的秋云,用蛤粉染出浓浓淡淡的层次。用点墨描出高高低低的丛山,显出新雨后的翠黛,又着上一点点朱笔,到处表现出林丛的红叶,美得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。烟客翁完全被迷住了,恋恋不舍地看着看着,真是愈看愈觉神奇。